有如次案俏阿权

列宁格勒故事集 萨沙教练亲情向

番外一 Ivan Rozhin的自述

篇四 生气的加兰任

 

 

*Ivan Rozhin：生于1949年，列宁格勒斯巴达克篮球队球员，萨沙的挚友和遗嘱执行人，现居德国。

…………………………正文……………………………

 

 

1999年的最后一个星期的一天，我在科隆的家里收到了一封来自圣彼得堡的邮件，内容是想要我写一篇关于亚历山大·别洛夫的回忆文章，随信附上了一些领取报酬的方式，并且我被告知，如果有意的话可以回到圣彼得堡参加伟大的功勋教练的追思会。

这封邮件引起了我长时间的恍惚，直到我的妻子奥尔加进来收拾东西的时候我才回过神来。同时这封邮件也提醒我需要将多年来杂乱的思绪进行整理：首先，我于三天前获知了尊敬的弗拉基米尔·彼德罗维奇·加兰任先生离世的消息，但那条从体育版面跳出来的新闻在当时显得离我很远，我甚至并没有意识到这代表了什么；其次，列宁格勒现在得叫圣彼得堡了，我生命的前四十年都在那座已经被更名的伟大城市中度过，我的身心从未沐浴过彼得大帝的荣光，关于这座宏伟的大城，我唯一尊崇的荣耀就只有列宁格勒斯巴达克队那十年的奇迹般的辉煌和在那段时间里我所拥有的宝贵记忆；最后，我忍不住再次呼唤起那个藏在我心里多年的名字：萨尼亚，萨尼亚，21年了，你终于要同他重聚了么？

……

 

经过两天的考虑后我最终拒绝了那封来自圣彼得堡的邀约，我已经离开太久，习惯了住在科隆郊区小镇的生活方式，于我而言，回去，不过是对美好记忆的另一场破坏。我承认我有些软弱，害怕看到面目全非的列宁格勒，毕竟她连自己的名字都已失去了。

尽管如此，我觉得我仍需要动笔记下关于我亲爱的萨尼亚、还有我永远尊敬的弗拉基米尔·彼得洛维奇的一些记忆。

 

我是在12岁的下半年进入斯巴达克的篮球青训学校的。作为一个懵懵懂懂的列宁格勒少年，其实我读书不错，尤其在物理学方面有一些天分，父亲希望我考入列宁格勒国立大学的物理学系，他的收藏里有一本辗转得到的据说是列夫·朗道先生亲笔签名的《朗道十诫》。顺便说一句，当时的列夫·朗道是全苏维埃物理学工作者的英雄，他于我进入篮球学校的第二年获得了诺贝尔奖。但我注定与诺贝尔奖分道扬镳（这没什么好笑的，每一个父亲都觉得自己聪明的儿子可以得到列宁奖金，甚至诺贝尔奖），在神秘的加兰任教练数次拜访了我的父亲之后，我便被送进了斯巴达克的青训学校。很多人都说弗拉基米尔·彼得洛维奇同志不善言辞，生气了也只会缩进自己的小世界里，但我知道事实不是那样，毕竟“沉默讷言的兼职青训教练”是绝对说服不了我那充满了“我儿子会研究物理学并拿到列宁奖金”这种希望的物理教师父亲的。

我就是在青训学校第一次见到了亚历山大·别洛夫。我知道在他死后，人们提起他的时候，都会首先说一句“早逝的传奇，苏联乃至世界篮球的瑰宝”，但对我来说，他不过是在见面十分钟后就卡着我的脖子要我认输的小混蛋——这种认知使我们在十天后才开始对彼此以昵称相待，我叫他萨尼亚，他喊我万尼亚，而且这是被加兰任教练“为了训练营的团结氛围”而强迫进行的。

我得描述一下当时的萨沙，他才十岁，身体却比我结实得多，他手长脚长，但四肢还未完全伸展开来，我看不出他以后会长到两米，他有一个敦实的脖子，上面是一张肉呼呼的圆脸蛋，所以我猜当时他的体重应该也能超过我。他在13岁以后开始迅速抽条，像是春天里被小雨浇灌后的嫩芽，他飞速超越了我的个头，但仍像小时候一样喜欢挂在我的肩膀上，但我怀疑这是他的习惯性动作，他还喜欢挂在另一个与他同龄的弗拉基米尔的脖子上，对这个人，我实在不想多提。我还曾数次目击到萨沙在训练结束后挂在加兰任教练的背上，当时教练仍旧比萨沙高很多，身高178公分的男人有着一副宽厚的肩膀和一双属于运动员的强壮手臂，所以他甚至会任萨沙挂在身上面色不改地收拾训练器械。当他收拾完毕的时候，会用一只手臂把粘在自己背上的萨沙提溜下来，然后拉着萨沙的手离开，作为这个班级年龄最大的孩子，我往往需要在最后离开，检查电器，关门上锁。有一点我需要澄清，据我所知，萨沙在训练结束后挂在教练身上的次数远远不如他跟在教练身边帮他收拾器械的次数多。

我不知他们这种亲密的关系是何时建立起来的，但在我进入青训学校的第一天起，所有人就默认了我们这位兼职的青训教练（同时他还是斯巴达克一队主力队员）和萨沙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仿佛萨沙生来就该是加兰任没有血缘的儿子。

 

我对于萨沙的最初一段记忆其实也不止是负面的，毕竟萨沙除了过于调皮，实在是个很热心的好小子。有次他在用狡猾的掷币游戏赢走了我们所有的零花钱后，为免引起公愤，他说要带我们去喝汽水。那是一家位于彼得格勒区旧机械加工厂的国营百货商店，售卖一种橙子味汽水，一瓶只要五戈比，价格十分公道。我们大约四个小孩，在经过旧工厂外面的小巷的时候，遇到了三个成年人，大概也就十八九岁的模样，甚至可能是某个运动队的二队成员，他们很凶恶地挡在路上，要求我们这群孩子交出身上所有的钱。萨沙立刻很认真地掏起了衣兜，那些坏蛋立刻哄笑了起来，但与那三个成年劫匪所想得不太一样的是，他掏出来一把铁灰色的小锤子，并且以十倍凶恶的眼神瞪了回去，我们都被他的凶悍所鼓舞，从地上捡起来砖头和木棒，斯巴达克的少年队员们准备战斗到底！

随后，那几个成年废物互相看了几眼，竟迅速走掉了。我们毫不怀疑如果这几个人不是立刻转身离开的话，萨沙在下一刻就会敲碎那群废物的脑袋。

萨沙的这种凶悍和暴烈其实并没有经常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他对所有人通常都是友善而柔顺的。我觉得这都归功于加兰任的严格管束，他就像一个真正的父亲一样，在生活中对孩子不失宠溺，但绝不允许萨沙做出伤害他人的事情。他对萨沙说：你如果无法管住自己的脾气，那就去赛场上用篮球砸碎对手的脑袋吧。

 

萨沙很听教练的话，他在比赛中始终机警而迅猛，出众的对抗性和过人的技巧使得萨沙不到16岁就提前升入了斯巴达克一队，为了这一天，我知道加兰任教练等待了很久。他在60年代中期结束了不甚成功的球员生涯，作为一位成功的青训教练升任一队主教练，并且把打入苏联冠军联赛这一礼物带给了所有斯巴达克人。尽管在最初的几个赛季，我们的球队总是排在联赛末尾，即使保级都需要绞尽脑汁。1967-1968赛季，是斯巴达克重装上阵的一年，萨沙是给球队注入的一剂强效药，那个赛季，我们迅速攀升到了联赛前五，季末的时候，连青年队的我们都收到了球队发放的五卢布面值的“小白桦”商店兑换券。

 

1968-1969年那个赛季，我和其他两人一起升入了主队。我的天赋有限，并不总是能够打上主力，鉴于我在什么位置都能打上一点，万金油替补的差使就落到了我头上。但我和萨沙的关系仍然很好，我知道他在前一年已经进入了青年国家队，并且获得了世青赛的金牌，听说他很快就被伟大的亚历山大·戈梅尔斯基注意到，在赛季结束后就将被征召入成年国家队。也是在那个赛季，我收到了萨沙带给我的第一份礼物，那是一双来自意大利的手工棉袜，穿在脚上舒适极了，据说队里其他伙伴也都有同样的礼物。我并非想要诋毁我那已经死亡的苏维埃祖国的工业能力，但那些年里俱乐部给我们发放的鞋袜确实寿命短暂，让我们吃足了苦头。萨沙当时送给加兰任教练的东西我后来才知道，是上一届世锦赛美国对巴西的录像带，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把这些东西带回国的，但我知道他一向很机灵。他接下来的人生轨迹相信不用我再多说，很多文章已经连篇累牍地报道过，那些或慷慨激昂或深情款款或沉痛惋惜或带着指责的文字，在我看来，都是一层层浮华的轻纱，覆盖在我那不幸早逝的友人身上，成为装点他光环的无用饰品。

如今，我在告别他的第二十一个年头的深夜，想要拨开时间的迷雾，去追溯我们的过往，我试图从中捡起几块记忆的晶石。我发现我记忆最深刻的其中一件事，是他在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结束后，在那个午后，他从莫斯科赶回列宁格勒的时候，在出站口一下子跳到我的身上。

列宁格勒州当时的第一书记不喜欢篮球，所以列宁格勒尽管有着两位杰出的功臣，却没有拿出应有的热情来对待他们。但至少斯巴达克队不会管这些，当时我们全队的人都去机场迎接教练和萨沙，我在见到我的高个子友人的时候，还未来得及向他表示我最热情的祝贺，便被这个将近一百公斤的大家伙的一跃而上压得几乎闪了腰。

“萨尼亚，萨尼亚，”我听见教练在旁边喊，“你要把万尼亚的腰给压折了。”

我对此表示不屑：萨沙他是憋坏了吧！他分明是怕闪了彼得洛维奇的腰，才将这积蓄已久的热情都投射在了我身上。但我揉着腰的时候却感到十分高兴，萨沙他对待自己的朋友仍是一如既往，我们之间的友情仍然深刻而纯洁。

说起这件事，我在前文已经提过，萨沙小时候会经常挂在我们亲爱的教练的背上或者手臂上，这种父子间表达亲昵的习惯他一直保持到14岁，因此经常被人误解他们的真正关系。就在他升入一队的前一年，还有个来打友谊赛的球队教练非常友善地向教练提出建议，他认为加兰任将亲儿子放在自家球队里十分不利于孩子的成长，不如让他带着萨沙去明斯克，这件事的结局是萨沙暴起打了某个客队球员（这当然是赤裸裸的迁怒）。加兰任对此感到十分抱歉，在处理好一切首尾之后，他罚萨沙去青年队以前经常荡舟的湖畔去，去找那棵被我们折磨多年的老橡树，原地跳跃挂树枝一百次，此事就此揭过。

 

还有一件事，我也记得很清楚，那发生在1977年的二月。关于那场全国皆知的风波，其实我不愿多说，萨沙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替全队顶了包，我甚至知道有些队员在知晓只有萨沙被严肃处理后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害怕体委处理起萨沙以外的队员来只会更加严厉。

二月的列宁格勒冰天雪地，我在那一天起得很晚。当时恰好是一个星期六，球队没有组织训练。十足的冷意不断地从窗格子上的玻璃缝隙里透进来，与建设于三十年代的城市供暖系统进行着真刀实枪的战斗。我在自己的小公寓里裹紧被子，实在难有起床的欲望。这几天我一直避免让自己去想萨沙的处境，但总会在走神的时候忍不住去想他，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切会急转直下，几天前教练还说最坏的结果可能就是移除荣誉头衔并无限期开除出国家队，但两天前官方电台突然宣布萨沙也被移出斯巴达克队，他甚至不被允许同我们一起训练，这个处理也是无限期的。谁都知道，性格暴烈的队长在不在场上的斯巴达克完全是两支队伍，这一点在1973年那场在明斯克举办的关键性比赛早有明证。但我当时想得更多的是另外的事：萨沙怎么办？他从10岁开始，生命就被篮球充满，离开了篮球，他究竟要怎么活下去？

 

我盯着窗帘的空隙里透出的雪白的天地浮想联翩，直到一阵猛烈的西风将我的房门彻底掀开。我咒骂了一句，哆哆嗦嗦地在睡衣外套上厚重的大衣，然后戴上眼镜，我发现这不速之客并不只是严酷的西风，还有一个将自己裹在厚重皮毛大衣里的男人——那是萨沙。我顾不上系好扣子，将站在门口的萨沙一把拽了进来，重新关上了我那饱经蹂躏的可怜房门。

萨沙看起来与事件风波前没有什么不同，高高的个子，好看的卷发，他的鼻头红红的，嘴唇有些发青，我知道这是寒冷的缘故。他一进屋就在我的房间里折腾起来，说是折腾，其实是帮我收拾房间。说起来很多人不信，其实萨沙特别爱做家务，在我懒得起床的日子里，往往是他把我从被窝里拽出来还负责替我将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有一次他甚至拽着我去给教练的儿子尤里布置房间，我被他压榨着牺牲了整整三个晚上的休息时间，才把属于他们俩的各类唱片、书籍和明信片分门别类整理完毕。

我在他收拾房间的时候穿好衣服洗了把脸，然后我们俩坐到饭桌前，萨沙早在进屋的时候就掏出一瓶五十五度的伏特加，我知道他需要朋友来陪他喝酒。

“你不要说出去，”萨沙看起来心情不坏，他对我眨了眨眼睛，“彼得洛维奇不许我喝太多酒，他知道了会打断我的腿的。”

“他连一个巴掌都舍不得拍在你身上。”我立刻非常配合地进行了反驳。

但是我的朋友还是不太会掩饰心情，他在喝了半杯酒后就趴在了桌子上。趴了一会儿，他开始对我絮絮叨叨地说一些话，说他昨天回球队取东西的时候，遇见一个老人，他说孩子你真令我失望，他在静静站在那里目送着老人离开的时候，还被两个记者趁机拍了几张照片，相信不久后，他那沮丧错愕的脸就又要出现在列宁格勒早报上了。

“管他们做什么呢，”我抓了抓萨沙的头发，“就当买个教训吧萨尼亚，他们，我是说国家队少不了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明年世锦赛一开锣，你铁定会回到国家队。”

“他们之前也都这样说，”萨沙侧着头趴在桌上，将半杯白酒放在眼前，我通过玻璃杯和其中透明的液体看到他一只被放大的蓝眼睛，“怎么办啊万尼亚，我该怎么办？彼得洛维奇已经足够疲惫了。”

“为了他，你也不该让自己陷进酒精里，”我举起杯子，“但是现在，我要陪你喝。”

那天我们并没有喝太多酒，萨沙待了两个小时就离开了。没过两天我在训练的时候听见队友们在议论萨沙可能会转到中央陆军去，强大的军队俱乐部已经为他开出了丰厚的条件，并且承诺只要转会成功，他的一切都会回来。我摇了摇头，萨沙怎么可能离开列宁格勒，背弃他亲爱的加兰任教练呢？即使他身处如此艰难的境地里。

 

我虽对于萨沙不会离开斯巴达克有着清晰的判断，但对于早就发生在他身上的另一件可怕的事情却毫无察觉。倘若我早些知道，那么我可能会尽最大努力劝他加盟中央陆军。如果事情往这个方向发展，也许那场令我抱恨终身的告别便不会到来得如此之早。

现在想来其实早有预兆，萨沙在蒙特利尔奥运会闭幕归来之后，每半个月都会有一两天找不到他的人影，原本我以为他是去和亚力珊德拉谈恋爱去了，年轻人总是需要自己的空间，但亚力珊德拉说自己并不知情。

1977年的12月，是我在那两年难得感到开心的一段时间，因为萨沙终于被允许回到斯巴达克队里，我不知道弗拉基米尔·加兰任教练为这个结果付出了多少努力，但我看得到萨沙的开心。当他重新出现在俱乐部的训练场里的时候，虽然瘦了很多，但双眼很明亮，他快活的蓝眼睛里像是有火炬燃烧，我往他身上连着砸了三个篮球，我为我的兄弟感到高兴。对了，那个自称无意却使得萨沙远离篮球10个月之久的队员，在赛季开始之前飞速卷了包袱前往中央陆军了。我对中央陆军的毫不挑剔感到由衷的高兴，我并不会说萨沙在这件事里完全无辜，他总是过于热情而大胆，同时学不会拒绝任何人。但只要某个家伙在我眼前晃荡，我就得克制着想要砸碎他脑袋的欲望。我相信加兰任教练对此深有同感，他毫不掩饰地表达着对这位球队二号球星的厌弃。

新的赛季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一，萨沙在开始恢复性训练一周后就投入了比赛。12月中旬，经过一场艰苦的胶着战，我们以61：57的成绩干掉了乌克兰共和国强队基辅建造者，萨沙只打了二十几分钟，但他在比赛里被反复换上换下了大约三次，其他时间他都坐在教练身边，我们当时都以为那只是体能未能完全恢复的缘故。中场休息的时候，我看见加兰任教练摸了摸萨沙的额头，十几年来，他一直以这种过度保护的姿态宠溺着自己最心爱的学生。

萨沙于1977年的冬天回归球队，球队不等1978年春天的到来就步入了正轨。上个赛季，我们失去了萨沙，只得到了联赛第五名，这个赛季我们吸取了教训，在萨沙回来后就将积分追得很紧。不得不承认，萨沙在过久地离开篮球后，重新回到俱乐部后的体能和状态都不能说恢复到了巅峰期，但我们这支队伍已经习惯了依赖萨沙，他只要出现在场上，斯巴达克的进攻和防守就突然活了过来，仿佛生满铁锈的履带在清理之后被涂上了最好的润滑油。斯巴达克的战车在等回了自己的旗手之后高歌猛进，尽管我们在赛季初落后不少分数，萨沙回归所带来的心理上的鼓舞和竞技上的增强仍使我们取得了银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1977-1978赛季，我们在冠军联赛的积分榜上仅落后于强大的中央陆军，没错，又是中央陆军。

 

大概五月初的一天，联赛刚刚结束，萨沙来找我打网球，他对我说戈梅尔斯基同意了他返回国家队的申请，并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一切仿佛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直到萨沙在网球场上突然晕倒。在我开车将他送往附近医院的路上，萨沙醒了过来，他斜靠在座椅上，眉头紧皱，一手紧紧抓着胸口，拼命地呼吸，看起来距离健康很遥远。

“是食物中毒吗？”我问萨沙，萨沙只是摇头，我猜想他可能说不出话来。

同样的话我在萨沙从急救室出来后又问了医生，他没好气地对我说：“你朋友的心脏很糟糕。”

许多篮球运动员的晚年会被心脏疾病折磨，但萨沙还年轻，我对此觉得不可思议。当天下午萨沙对我说了实话，他告诉我他的心脏早在蒙特利尔奥运会的时候就开始疼了，加拿大的医生怀疑是某种罕见病，一种会在壮大的过程中逐渐包裹心房的肿瘤。回国后他看了许多医生也未能确诊，只能按照普通的心脏疾病进行常规治疗。

“弗拉基米尔·彼得洛维奇知道吗？”我知道自己问了多余的话。

“开始不知道，后来知道了，”萨沙喘着气对我说，在我离开的时候，他又加了一句，“请不要告诉他。”

我知道他的意思，就一直把他这次发病的秘密保留到最后，直到他在几个月后匆匆去世。

 

关于我与萨沙的告别，我后来在很多报纸和杂志上看到了各种经过修饰的描述，虽然已经过去二十一年，但我不会忘记那时候的每一秒钟。我不会忘记萨沙在还能活动的时候趴在窗台上写写画画的别扭姿态，不会忘记他将我喊到病房里将那封信递到我手上时的颤抖，不会忘记在我斥责他软弱之后萨沙那抱歉的样子，不会忘记他盯着窗外如火红枫的明亮双眼。当然我更不会忘记萨沙那封信里似乎毫无感情色彩的几行字：

请将我埋在列宁格勒北方墓地，我爸爸埋在那里；

我的私人物品，你自行处理，能卖掉的就都卖掉吧，钱留给我妈妈；

我的那块奥运金牌，它放在Tom Jones签名照后面的盒子里，请你在我死后交给弗拉基米尔·彼得洛维奇。

谢谢你，我的兄弟，但我只能麻烦你。

 

每一个单词我都能背下来，如果我活得足够长的话，再过一百年，我也不会忘记哪怕一分一毫。

 

我痛恨萨沙选择了我去面对这一切，也感激他将这样的信任交付于我。很多人都觉得加兰任才是他最合适的遗嘱执行人，但我清楚萨沙的顾虑，他怎么舍得让他的教练和父亲经受这样的折磨呢？

我和萨沙，我们在儿时的冲突后走到了一起，相携着走过了少年时期的漫长岁月，他很快走到了前面，但我也从不怕落到他身后。在人生的辉煌才刚刚开始的时候，萨沙却从这条路上消失了，他扔下了我，扔下了教练和他的母亲。

我后来在医疗研究所看到了他那颗面目全非的心脏，他在临终时同意了院方的要求，将这颗折磨他数年的心脏捐给了研究所。我把双手贴在浸泡着他心脏的玻璃罐外，想起了很多事，直到研究所的安保人员驱赶着叫我赶快离开。

我不知加兰任教练有没有看到这颗心脏，但我相信他会来看的，在萨沙去世后，他似乎热衷于搜集每一件与萨沙相关的物品。他将萨沙的相片放在自己的车里，把萨沙的那封信随身携带，他从球队的档案室里翻出每一张萨沙的不太常见的照片后都会显得兴高采烈，他甚至叫我帮忙辨认那些照片分别是在萨沙多少岁或者是什么地方拍摄的。

他还会和新来的孩子们谈论萨沙，以一种带点责备又极度温柔的语调——好像萨沙过一会儿就会回来。

1991年的秋天，那是萨沙去世的第十三个年头，尽管我们的祖国已经经历了无法挽回的变故，我们仍像往年一样，整个俱乐部的人——现役球员，退役球员，还有一些新进的孩子——连同一些还记着萨沙的市民，都去北方墓地为萨沙扫墓。

就在我们准备为萨沙一人献上一枝花的时候，第一个走到墓碑前的加兰任蹲了下来，因为经历了两次心脏病发作而显得略微佝偻的教练抚摸着“1951-1978”那几个数字，突然开始掉眼泪，他对我们说：“对你们来说，那件事已经过去十几年了……可对我而言，我每天醒来，都觉得萨尼亚好像在这一天清晨刚刚离开。”

我才明白，弗拉基米尔·彼得洛维奇·加兰任先生，这位不知疲倦地教出了无数篮球少年，又不知目送了多少天才离开斯巴达克的老人，这十多年来，一直将自己锁在失去他心爱的孩子的那一天。

 

看望萨沙后不久，即1991年11月，我在解体前夕离开了列宁格勒，前往德国定居，我带着我美丽的妻子奥尔加和我们的孩子，奥尔加也是最后送别过萨沙的几个人之一。

我特意选了乘船离开，我站在从芬兰湾最东边的海港开往里加的大船上，眼见列宁格勒那片宏伟的宫殿群渐渐在视线里消失。这是红枫即将凋零前的最后时光，我突然记起，自己一直也未能和萨沙一起在夏至时观看开过涅瓦河的那艘大船，当它的红色风帆扬起的时候，列宁格勒最热烈美丽的白昼节也揭开了帷幕。

我想我们没来得及做得事还有很多。

但是，别了，萨尼亚，别了，列宁格勒，别了，我的苏维埃祖国。

 

我在1999年的12月31日夜，写出这些话，我在这一年、这个十年、甚至这个世纪的最后一夜，同我的挚友和教练做最后的告别，也彻底斩断了我同那座伟大城市的最后纽带，从此，我已是一个永恒的异乡人。

我愿他们，我最尊敬的教练和我最亲爱的朋友，能够陪伴彼此直到时间尽头。

 

本篇 完

注：

1.其实这篇里除了伊万和爷俩，还有个隐形主角，那就是列宁格勒,我永远对这座伟大的城市充满敬意。

2.列夫·朗道（1908-1968），苏联物理学家，在他50寿辰之际，苏联学界把他对物理学的十大贡献刻在石板上作为寿礼，以向先知一样的称谓称之为“朗道十诫”，获196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3.Tom Jones,萨沙和尤里最爱的歌手之一，萨沙曾为自己和尤里要到两张他的签名照。

4.“离他逝世过去的时间越久，我越感谢萨沙曾活在这个世上。”1997年10月康德拉辛在别洛夫的纪念赛上这样说。而数年前他对莫斯科一位记者说：“我的萨什卡·别洛夫死了。对于其他人来说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十几年，但对我来说，萨沙就像是在今天清晨刚刚离开。”—圣彼得堡作家Алексей Самойло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