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如次案俏阿权

在长安道文后与@芳洲拾翠 讨论引发的一点点思考。

修兵书申军法及其他

其实分析韩信在软禁之后心理的人和论述都有很多了，但因为他和高帝刘邦那段公案，导致不少人都着重于强调他的怨愤和痛苦。当然这也是非常正常的，太史公白纸黑字写了他“居常殃殃，日夜怨望”呢。同时也有实例打底，譬如让樊哙膝盖中了一箭，譬如所谓的与刘邦论兵怼来怼去，因天子畏恶才华不上朝等等。太史公强调和描摹的这些东西，都是非常生动而有戏剧性的，显然也是非常抓人眼球的。

但是吧，我个人觉得，韩信在这种怨愤心理之外，同时对汉廷当也很有认可度。因为不管此时他们怎么待他，汉朝这时候整体有一种非常蓬勃向上的生机，这显然与韩信的气质和追求还挺吻合的。于是在近乎没有人身自由的情况下，韩信也替这个初定的天下做了两件非常重要的事：申军法和修兵书。

申军法一事，我们从史书中可以窥见一点痕迹，譬如“ 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 ”如今仅仅是抚卷读来，都觉得这是件很燃的事，就是大家一起为同样的目标和理想而奋发努力，齐为天下奠基。这件事也应当是韩信被软禁之后的作为。

《汉书·高帝纪》中有较为详细的记叙：初，高祖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

史记则是如此说的：维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统业。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

《——从图集散乱、不修文学到之后文学彬彬稍进、诗书间出，这是多么大的改变。这次制度建设，也是天下一统之后的事了。便如叔孙通制定礼仪的事情，第一次大规模的实用，就是汉七年岁首的大朝会，这让刘邦第一次发出“今日乃知皇/帝之贵”的感慨。制度建设非一朝一夕之事，战争期间，当然不可能没有军法，但正式版的修订和颁布推出，应当是大势已定之后，即班固所说的“天下既定”。而最适合做这件事的人，就是软禁中的淮阴侯韩信了。这是韩信对汉朝制度上的贡献。

另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当然就是修兵书了，这件事太史公也没有正面写，汉书中这样描述：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诸吕用事而盗取之。武帝时，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至于孝成，命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

我们可以从班固的字句里看出其中隐含的对于“诸吕用事而盗取之”和“犹未能备”的心痛。韩信和张良，这两位兴汉的天才人物，能够长时间相处一起搞学术的时期，思来想去，其实就是韩信被软禁之后了。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件工作的艰辛和伟大，182兵家之流，经过仔细整理，定著35家。

太史公在写史记时抱怨过先秦典籍的散乱和资料的缺失，从汉书艺文志的记载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点他们当年的工作量，譬如《吴孙子兵法》也就是孙子兵法，当时存录八十二篇，图九卷，现存仅十三篇；《吴子兵法》，当时存录48篇；《齐孙子兵法》即《孙膑兵法》存录八十九篇，图四卷，现存可以确定的仅十五篇……定著这许多家兵法，完成我国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理论著作整理，他俩需要搜集、过目、辨伪、增删，其后最终定著，所经手的典籍可谓是浩如烟海了。

我们再从侧面来推测一下，太史公花费全部生命去著史记，可谓是呕心沥血披肝沥胆，史记五十万字，只是录在竹简上，就需要大约两万根竹简。孙子兵法现存13篇，经过历代精简校订大约六千字，不科学的推算，这一部当时辑录的版本大概就得有三四万字。孙膑兵法现存15篇，五千多字，全本应该也有数万字。可以凭此大概推算一下他们所要做的工作。淮阴侯，被囚之人，留侯，身体多病，固然不需要每字每简都由他俩亲手刻画，但是鉴于修兵书所需要的强大的知识储备和理论素养，这两位主持之人为此付出的心血和做出的工作量足以让后辈慨叹和仰望。

所以吧，韩信在怨望之外，当然也是为这个天下添砖加瓦，谁也无法否认他所做出的这些贡献。

那么韩信对汉初总体政策（好吧，不包括用兵）的态度呢，这个其实也简单，除去“家天下”和“以天下城邑封功臣”（汉中策）的冲突之外，其实应该挺认可的。（非常戏剧性的一件事是，在韩信被软禁长安后，刘邦与韩信的这个冲突其实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我们从韩信北伐期间的一些事情里也可以大概推算一下。

天下已定之后，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罢兵归家休养生息，虽然刘邦登基之后疲于用兵，但到底是一项与民休息的善政。当时的天下千疮百孔、十室九空，人民相食。《汉书·食货志》中记载：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看见了吧，鼓励百姓卖儿卖女度过饥荒成为善政，这就是汉初真实的社会经济水平，民生多艰可见一斑。于是当时实行了十五税一法。

韩信呢，他其实也不是不通政事之人，我们通常所说的他ZZ欠费其实指得是他工于谋天下而拙于谋自身。韩信在北伐时期，大部分的兵源粮草、乃至镇抚国家都得自己解决，非常考验能力。

那么他对当时民生的态度呢，在攻下赵国后，韩信与非常尊敬的李左车座谈，李左车对他说将军您“名闻海内，威震天下”，但农人们“莫不辍耕释耒，褕衣甘食，倾耳以待命者”（老百姓都不事生产，尽量吃好的穿好的，等着你的命令。），这是在称赞韩信一声令下天下相随吗，不是的，这是在告诉韩信，百姓们都在破罐子破摔有一日过一日等着战火烧到头上一了百了呢。韩信当然知道他的意思，于是请教。李左车劝他说，为今之计，就请您“案甲休兵，镇赵抚其孤”，缓一缓，安抚百姓，再做攻打燕齐的事。韩信的态度就是欣然同意，按他说的作为，包括其后为张耳请赵王镇抚安民，可能都很受这次谈话的影响。这种做法显然也成为韩信之后征伐天下的一贯做法，因此才能让平定下的那么大的地盘基本无反复。

后来，蒯彻在劝韩信的时候，其实两人也谈论了天下之势对老百姓的影响，其中有一句可谓是字字见血泪——“使天下无罪之人肝胆涂地，父子暴骸骨于虫野”。蒯彻本意是想说项刘俩都不是东西靠他们自己得不了天下，只有你又能打又贤能，可以“为百姓请命息天下之祸”。不管蒯彻是不是胡乱吹捧，他当然是捡韩信喜欢听的来说，他们对战乱对于百姓的惨祸是有深刻认识的。

我们再看刘邦从白登归来后，看见萧何所立的未央宫时，他说“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加上他实行的十五税一法，显然刘邦对于天下的战乱百姓的苦难是深知的。从这个角度而言，他们的思想也是相通的。

诚如所言，韩信一生，有两次机会可以改变这个天下，甚至将天下拖入无休止的战祸当中。一就是平定齐地之后，三分天下的绝佳机会，他放弃了，后来者也不用说韩信没有培植势力不能控制自己的军队，他倘若有这个心思，自然能培植忠于自己的班底，譬如蒯彻、李左车俱都惊才绝艳，齐地收服的诸位将领也都不是不可用之人。他又是个非常擅于无中生有练出军队的人，但他没这个心思，一切便休。

二就是伪游云梦之时，刘邦事先承认兵不如韩信精锐、将不如韩信能打，倘若韩信没有最终决定孤身赴陈地，被刘邦械系于后车。他这时候搞起事来，不论成不成功，这场战火的规模很可能超过七国之乱。韩信又一次放弃了机会，同时刘邦对于韩信不会反他这件事非常自信，那一场戏剧化的伪游云梦就此发生。

我们对于韩信放弃这两次机会详细的心路历程为何，其实不得尽知，一般认为其中之一的原因是他自己对汉王的剖白，因有深恩“虽死不易”，那么很可能李左车当初劝他的那些话，和蒯彻对谈的那些话，也是极有影响的。他在最有优势时拒绝三分、又在兵势最盛时没有反叛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刘邦。现在喜欢说他看不清前路、没有ZZ眼光，也是有些不公平的。

至少在客观上，韩信避免了战祸无休无止地蔓延下去，缩短了百姓人相食的惨烈时期，而刘邦也不是个对百姓暴虐的君主。蒯彻后来应该明白了，韩信正是因为对他的拒绝，才真正做到了他所提出的“为百姓请命息天下之祸”。

韩信是个很有学问也极会思考的人，在困居两京之后，从大家齐修律法文学，到十五税一法的善政，显然他既看在眼里，也参与做了。

所以我觉得是得要多加强调韩信在身陷囹圄之后对汉朝制度和文化建设的贡献，很多人分析他被囚之后的心理，都过于偏重于怨怼了，津津乐道他和刘邦两人之间那些颇有戏剧冲突的恩怨，甚至会觉得他不把自己当汉廷的人，而忽视了他在软禁之后做那些工作时付出的巨大心血（甚至有人说，韩信被软禁后只会作死，与刘邦对着干），这对他不公平。

韩信固然是一个追名逐利的人，他自小就有封侯拜相的志气，他做到了，战法神奇功业彪炳千秋。但同时，他也在身处困境之时为汉朝的制度建设和文化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若说他是心怀天下之人，也丝毫不为过。这也是我写长安道一文的目的吧，我觉得哪怕多一个人能明了韩信申军法修兵书的艰辛与贡献，都是可以的。

毕竟，国士无双。

此间，我们再看《成败萧何》中韩信临终自我剖白的那一段唱词，也就有一定的合理性了：

我羞为自身起战祸；他苦为天下免兵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