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如次案俏阿权

列宁格勒故事集 

萨沙教练亲情向

篇八：常夜灯

番外一 Ivan Rozhin的自述

篇七    父亲

 

1978年2月底，第九届“尤里·加加林杯”篮球赛在莫斯科举行，来自国内外的八支球队将在一个星期内决出胜者。列宁格勒斯巴达克队在经过了一个赛季的低迷后重新步入了正轨，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为苏联国内五支受邀的球队之一，此外还有两支意大利球队和一支西班牙球队参赛。

2月的莫斯科天寒地冻，一周前一场大雪覆盖了整座城市，但首都的效率总要优于其他地方，等到斯巴达克全队从列宁格勒火车站走出来的时候，四通八达的大街上已经看不见积雪。唯有列宁山上尚未来得及清理，远远看去，只见白雪皑皑覆盖山峦，就连莫斯科大学主楼宏伟的尖顶也挑着一些积雪，诉说着苏联冬天难免的苦难。

列宁格勒斯巴达克篮球队于21日下午在中央列宁体育场附近的一家酒店入住，条件一般，但还算宽敞，推开窗就可以看见列宁格勒饭店在蓝天映衬下的美丽身影。队员们两人一间房，由新任队长尤里·巴普洛夫负责分配，萨沙理所当然地与加兰任住到了一起，这是全队都习惯的事，除了中间发生了一段小插曲，房间分配的还算顺利。当时萨沙刚刚把两人的行李放好，就看见上个赛季才升入一队的谢尔盖·塔拉卡诺夫冲进房间，以非常夸张的姿势半跪在加兰任面前：“求求您了，彼得洛维奇，我在什么时候得罪您了吗？为什么要把我和格里沙耶夫分到一起，他会杀了我的……”

格里沙耶夫是个非常有才华的小伙子，但又因为某些原因非常难相处，每一位被迫成为他室友的斯巴达克球员都会将此视为严厉的惩罚。每个一队球员在队内都有要好的朋友，但今年才19岁的塔拉卡诺夫在主队显然势单力孤，因此他被迫同格里沙耶夫住一间房。

“谢廖沙，他又不会吃了你，”加兰任将笔记本合起放在桌子上，用手指非常严肃地敲击着桌子，“你升入一队不久，有很多事情需要学着适应，适应不同的室友就是你首先需要学习的事。”

萨沙将塔拉卡诺夫拽出房间，小伙子犹不放弃，他向萨沙求饶：“萨尼亚，亲爱的队长，我的好人，替谢廖沙求求情吧，救救我这个可怜的、即将走上绞刑架的年轻人吧，我才十九岁啊！”

萨沙把门在他面前关上：“现在尤拉是队长。”

送走塔拉卡诺夫后，萨沙拉过一把椅子坐到加兰任身边，静悄悄地看着自己的教练用钢笔在从不离身的笔记本上誊写日志。加兰任书写得很快，他的字迹比起一般的俄罗斯人也算清晰，萨沙想要是自己憋论文的时候也能写这么快就好了。

“累了就去睡觉。”加兰任停下动作。

“不累，我想再看一会儿。”萨沙说。

 

第二天中午，斯巴达克队来到莫斯科的第一场比赛打响，萨沙在二十分钟内拿下了11分7个篮板4助攻，帮助球队击败了来自西班牙的黄色潜水艇，不少球员和教练员都对他状态的迅速恢复感到惊讶。但加兰任为另一件事感到欣喜：萨沙在这场并不算激烈的比赛里只主动要求休息了一次，维卡的检查表明他的血压和呼吸都很正常。

 

下午六点半，加兰任擦着头发从浴室里走出来，发现萨沙侧躺在床上，被子一直盖到脑袋上，他并没有像其他队员一样三五结伴地出去开始享受首都的夜生活。

加兰任坐到了他的床边：“怎么不出去和朋友们玩？你应该多出去走走，博罗舍夫和万尼亚没有喊你出去吗？”

“万尼亚刚才来过电话，我不想出去，”萨沙将脑袋从被子里钻出来，“有点儿累。”

“没发烧，”加兰任摸了摸他的额头，“谢瓦和维卡帮你制定的训练计划里，适时放松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你以前来莫斯科，都会和伙伴们闹上一整夜。”

萨沙翻身平躺，看着加兰任叹了口气：“好的，我会出去的。”

斯巴达克主教练俯身吻了吻自己心爱的学生：“非常好。”

萨沙迅速起身，穿上了厚厚的大衣，加兰任替他系好围巾，又把一个纸包塞到了他的口袋里：“晚上的药别忘了，还有，不许喝酒。”

 

萨沙和伙伴们约好在列宁大街靠河的红莓咖啡馆见面。这家酒吧以前叫猫头鹰咖啡，是赫鲁晓夫时期莫斯科州商业部特许经营的十余家公私合营的消费场所之一，用一个撤并的供销合作社改建而成，因此这家咖啡馆有着宽敞的大厅和长长的吧台，非常适合聚会。1975年，为了纪念不幸去世的功勋演员瓦西里·舒克申，这家咖啡馆更名为“红莓”，成为莫斯科一些文艺工作者喜欢的聚会据点之一。大家喜爱的歌手和诗人弗拉基米尔·维索茨基曾经在77年4月莫斯科中央陆军再次夺冠之后，邀请全体主力来到这里庆祝胜利，他们的这次聚会还在咖啡馆的照片墙上留下了几张珍贵的影像。

萨沙到达红莓咖啡馆的时候，当然没有看到维索茨基，但他却见到了久违的好朋友，在国青队就已相识的意大利国家队队长迪诺·梅里金。迪诺此次也随队来到莫斯科参加加加林的纪念赛，萨沙知道他住在附近，只是还未来得及与对方联系。大个子迪诺一见到萨沙就把他揽进怀里大力地抱了抱，然后拽他坐下，用磕磕绊绊的英语夹着意大利语问起萨沙这一年多来的遭遇。

“很好，我很好，”萨沙被迪诺不容分说地灌了一杯啤酒，他用自己那可怜的英语和朋友交流，“你们几时回去？”

“那要看他们了，”迪诺指着桌上的几个人，伸出三根指头，“他们输掉，我就和你玩到3月份。”

这一桌坐着的几个人，除了一个不认识的意大利人（他显然是迪诺的队友），剩下的都是熟人，分别是来自莫斯科迪納摩队的博罗舍夫和来自莫斯科中央陆军的伊万和谢尔盖。萨沙看到谢尔盖，疑惑地挑了挑眉，他知道这位年长的国家队队友可不喜欢在这种场合出现。

伊万拿起两升装的克鲁格啤酒大罐装，给桌子上的每个人都满上，当第二天有比赛的时候，喝啤酒是他们习惯的放松方式，通常他们把10度以下的啤酒叫做软饮料。伊万给萨沙倒酒的时候，悄悄说：“扎尔的女儿生病了，他得去陪着家里的三位女士，我们都想出来跟你聚一会儿。”萨沙点头表示理解，对国家队队友们的体贴感到内心熨帖，与此同时，他想知道的是：亚历山大·戈梅尔斯基会生气到用烈酒浇头吗？

尽管气氛有一些诡异，在咖啡馆里聚众喝酒也不是一件很礼貌的事，但年轻人们很快就活跃起来，萨沙将加兰任的叮嘱抛之脑后，他同迪诺还有伊万搂在了一起，互相给对方灌起了啤酒。这三个人用意大利语、英语和俄语混杂着交流，迪诺邀请伊万下次到那不勒斯的时候，要拽上萨沙一起去他们家的葡萄园，他不介意当场为他们用大腿和脚丫酿造葡萄酒，博罗舍夫表示自己也想去，迪诺却对他的酒量嗤之以鼻。

不久后度数稍高的格瓦斯和白熊啤酒替换了克鲁格大罐，小伙子们都喝得有些上头，唯有谢尔盖不动不摇地坐在凳子上，慢吞吞地喝着一瓶托木斯克产的燕麦精酿啤酒。

 

大约晚上八点多的时候，萨沙去了一趟洗手间，他终究还记得吃药——但他忘记了医生开药的时候有没有警告过不许药酒同服，想来是没有的，因为他记得很清楚，列宁格勒高等医学研究所的那位花白胡子大夫手边就放着一瓶高纯度伏特加。

萨沙抹了两把脸又洗了手，然后在洗手台前取出纸包，五六种圆的方的药片跳跃到手心里，他盯着这半把药想了想，将两片圆白色的阿司匹林重新放进纸包里。现在可没有饭后热水冲服的条件，他撩了把凉水咽下药片。

此时，谢尔盖·别洛夫从洗手间里边走了出来，洗了个手，冲萨沙点了点头后离开，萨沙·别洛夫摸了摸自己的脸颊，觉得这个偶遇有点儿尴尬。

当他重新回到大厅的时候，发现这家以“交流先锋艺术与简单的快乐”著称的咖啡馆仿佛变成了真正的24小时酒吧。输了球的西班牙人也摸到了这里，他们蹦蹦跳跳着展开了一面西班牙王国的旗帜，在旗帜下摆出非常英勇的姿态大口大口地灌着苏联产啤酒。在白天的比赛里被萨沙数次盖帽的西班牙球队队长和迪诺热乎乎地抱着行贴面礼，博罗舍夫不知所措地坐在他们中间，尴尬地笑着，不时露出漂亮的白亮牙齿。伊万的酒量本来就差，今晚竟然被啤酒放倒，正趴在一张小沙发上呼呼大睡。

萨沙目瞪口呆地看了看一片狼藉的大厅，只好坐在了谢尔盖身边——这位苏联国手非常明智地躲到了书架旁边的位置，依旧慢吞吞地喝着他的托木斯克产燕麦啤酒。

萨沙坐了下来，拿起酒瓶想给自己倒上一杯，谢尔盖却一把将酒杯拽了过去，对着他摇了摇头。

萨沙顿时觉得更加尴尬，给自己要了一杯咖啡——这是他们今晚上要的第一杯咖啡。

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过得热闹又尴尬，萨沙听着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制造的喧嚣，和谢尔盖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他俩主要是谈一些训练的问题和对之前几场比赛的看法，他们身处的球队势如水火，但对于比赛的看法却不谋而合，这多少减轻了一些两人之间气氛的凝重感。

快十点钟的时候，萨沙已经在谢尔盖的注视下往胃里灌足了三杯咖啡，而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们纷纷在今晚的狂欢中醉倒。在被这群热情的外国人折腾了半个晚上之后，忍无可忍的咖啡厅经理让服务生直接给他们上伏特加，放倒之后就可以滚蛋了（这家咖啡厅生意太好，处理类似事件称得上经验丰富）。为了表达善意，两个别洛夫分别给西班牙队和意大利队所住的酒店打了电话，通知对方来红莓咖啡接人。

他们在红莓咖啡馆门口告别，博罗舍夫乘坐有轨电车回去，谢尔盖带伊万打车回俱乐部，萨沙住的地方不远，他决定走回去。

“替我向弗拉基米尔·彼得洛维奇问好。”上车时谢尔盖对萨沙说。

 “好的。”萨沙点头，替他关上了车门。

 

萨沙独自一人走在莫斯科夜里快11点的大街上，他紧了紧大衣，呼吸了几口莫斯科河岸干冷的空气。身旁的莫斯科河依然在封冻期，河水在冰面下静静地流淌着，将这条宏伟大街上的灯火都收进怀抱里。破冰船不知疲倦地行驶在河道上，其后跟着从其他州驶入首都的运输船，每当他们经过，河水就伴着碎冰哗啦啦地响一阵。莫斯科“七姐妹”中最为美丽宏伟的列宁格勒饭店灯火通明，倒映在冰面上的灯影也跟着翻起的碎冰和水花摇曳，碎裂成无数片。

萨沙在走过正对着列宁格勒饭店的河岸时忍不住打了个哆嗦，他已经渐渐习惯了身体的抗议——从去年开始，他不再和队里的伙伴们一起冬泳，他总是穿得很厚，时常围着一条厚围巾。库兹涅佐夫说他这样打扮就更像是一头棕熊了，但他这头身高两米的熊战斗力可不怎么乐观，连冰水都无法抵抗。

其时除了萨沙，还有一个人也脱离了斯巴达克的涅瓦河冬泳小队，那就是弗拉基米尔·阿尔扎马斯科夫，这位斯巴达克队76-77赛季的头号射手在去年秋天到来前就急匆匆转会到莫斯科中央陆军。他和萨沙说起来算得上是曾经相当亲密的朋友，他比萨沙要大上几个月，晚两年进入青训营。尤里最初对阿尔扎马斯科夫的评价是“一个热情大胆的人”，在1977年1月海关事发之后，尤里对他的评价立刻变成了“恶心、堕落的腐化分子，一个懦夫”。但萨沙却在出事后对他没有什么恨意，甚至在他打来电话劝自己加盟中央陆军的时候，都能好声好气地拒绝。萨沙曾觉得自己真得不在意，毕竟该走的人已经走得远远的，只是在这个寒冷的夜晚，独自走在莫斯科大街上的时候，萨沙想起这个人，觉得身上和心里的冷意更盛了。此时他无比庆幸阿尔扎马斯科夫并未厚着脸皮跟着谢尔盖和伊万过来参加聚会，否则他不敢保证自己会不会因为打架去首都警察局喝茶。

萨沙想到这里，深吸了一口气。他看见月亮在一片云彩后羞答答地露出了半张脸，她自列宁格勒饭店的尖顶上立住了脚，向着莫斯科播撒起清辉，远处的天际线上，寂寞的星星也在闪着微光。和莫斯科的灯火辉煌相比，天幕之上的光亮多少显得黯淡，但更加安静和温柔。

当萨沙拐进了球队所住酒店的街巷之后，那些辉煌的灯火就退后得很遥远。他们住的酒店位于一个不小的街心公园后角，从这里一路走过去，看不见宏伟的大楼灯火，没有特许经营的酒吧和咖啡馆，也没有摆满琳琅满目货品的百货橱窗，路边唯有昏暗的街灯陪着寂寞的行人，故而天穹之上的月亮也显得可爱可怜了。

这里是莫斯科，不是列宁格勒，但至少月亮还是同一个月亮。

萨沙在公园的长椅上坐了一会儿，他在站起来的时候，开始感到不适。起初戳在胸口的只是细细的一根小针，可几秒钟之后，就像是有无数根针同时开始戳刺胸口，痛感迅速扩散到整个心脏区域，随之整个胸口都闷疼起来，但并不是很强烈。熟悉的窒息感也接踵而来。萨沙还有心思胡思乱想，他觉得自己又一次搞砸了，不知道是啤酒还是咖啡在身体里捣乱，他还想如果真的要死在莫斯科，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冲去中央陆军俱乐部的大门口躺着。

但这些终究是他给自己开的一个玩笑，他重新坐到长椅上歇了一会儿，喘了几口气之后疼痛暂时消失，他觉得似乎可以忍受，往胸口轻轻捶了几下，继续慢吞吞地往酒店走。几分钟后，他走到了斯巴达克篮球队入住的酒店门口，一抬头，就看到了位于酒店七楼某个房间的灯光。

由于在莫斯科河岸磨蹭了一会儿，此时大约已经夜里十一点半，酒店的住客大都已经熄灯安眠。

但加兰任在那里，他仍在等着萨沙。

这盏灯有些昏暗，自然比不上列宁格勒饭店的辉煌灯火壮丽，也不如莫斯科河里映照的灯光美丽，但却是他的灯塔。

芬兰湾靠近东海岸的礁石上，有一些灯塔永远亮着，萨沙曾见过其中距离岸边最近的一座，那是海上的希望，灯光熹微，却能冲破最深的黑暗，给颠沛流离的船舶们指引出列宁格勒的方向。

萨沙想起加兰任在球队宿舍里也放着一盏灯，那是他当年从意大利特地为教练买回来的礼物，如今连电线都换过了几根，却始终亮到最晚。

萨沙彻底放松下来，他靠在酒店门外的路灯柱子上，取出一粒硝酸甘油塞入口中，感到呼吸渐渐平复，那些扎在心脏周围的小针也重新隐藏起来。

恢复正常的年轻人搓了搓自己的脸颊，同酒店前台打了个招呼，上楼去了。

加兰任仍在那里，为他亮着一盏灯。

 

本篇完

注:

1.尤里·加加林杯篮球纪念赛确有其事，但在此处的赛事相关都是我杜撰的；

2.迪诺·梅里金：70年代意大利男篮国家队队长，萨沙的好朋友，意大利最好的球员；

3.弗拉基米尔·阿尔扎马斯科夫：斯巴达克球员，他在斯巴达克前往意大利的前一晚把手工制作的圣像塞到了萨沙的行李中，77-78赛季迅速转会到莫斯科中央陆军，随后很快被中陆弃用，1985年于莫斯科的一家酒店坠楼身亡；

4.“七姐妹”是斯大林执政时期在莫斯科修建的社会主义风格的七座大楼，极具特色；

5.赫鲁晓夫时期苏联有试点公私合营项目，红莓咖啡的来历是我胡诌的；

6.伊万1977-1978赛季其实已经被戈老师发配到基辅SKA了，但我想他出个场。